怎样做好十五五期间“五篇大文章”中的绿色金融发展

陈玉荣

绿色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此大背景下，绿色金融应运而生并愈发重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是新时代党中央对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作出的战略部署，是顺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要，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为了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金融系统要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按照党中央部署，金融管理部门围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系统推进相关工作，建立“1+5+X”制度框架、统计考核和政策工具体系，夯实跨部门协调机制和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信贷、债券、股权等市场改革创新，不断提升金融“五篇大文章”服务质效。截至2025年6月末，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105.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达到38.8%，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7.2个百分点；金融“五篇大文章”债券余额达6.3万亿元，较2024年末增长12.8%；A股科创板、创业板总市值突破20万亿元，上市的专精特新企业超过1900家。 但也要看到，受制于内外部多种因素，金融服务在适配性、可持续性和精准性上还不完全适应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民营小微、养老服务、数字经济等发展要求。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高度细分，主体小而分散，金融机构的内部机制、人才队伍和产品服务还不完全适应，专业性不足。科创领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民营企业客户行为识别难，小微、绿色、制造业等领域贷款基数已经比较高，企业承贷空间收窄，制约金融支持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信息共享、风险分担、产业标准等配套机制虽然在逐步健全，但作用发挥不够，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支持效果。

 

一、关于绿色金融概念的诠释

所谓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提供的金融服务，涵盖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绿色金融包括支持绿色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和风险管理的金融服务，并具有促进环保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金融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含义。

 

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发展绿色金融是践行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要抓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地的关键举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准锚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明确要求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金融资源向绿色产业、节能降碳等重点领域高效集聚。中信银行以党建为引领，深学笃行国家政策，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经营全过程，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精准对接产业结构优化、能源体系转型、生态环境治理等核心需求，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书写绿色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篇章。

根据权威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首次明确其定义。中国绿色信贷规模从2018年的8.23万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36.6万亿元，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超4万亿元，市场体量居全球前列。政策层面，2021年初步形成绿色金融体系框架，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完善措施，央行同步推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强化支持。国际实践中，中国通过《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等成果推动标准互认，构建多层次产品体系，助力“双碳”目标实现。2025年，绿色金融走在世界前列，且《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实现跨部门标准统一。 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绿色贷款余额达43.51万亿元。

 

二、发展绿色金融的深远意义

首先，发展绿色金融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建设美丽中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绿色金融正是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保险、绿色发展基金、碳金融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将资金引导到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将有效减少环境污染，极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修复和美丽中国建设。

 

其次，发展绿色金融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工作的根本宗旨。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从本质上讲，绿色金融是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金融机制，通过将绿水青山的隐性收益和污染的隐性成本显性化，内化绿色发展领域的外部性，重构资金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从而提高金融主体对绿色发展的偏好。发展绿色金融将有助于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促进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为绿色产业、未来产业等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第三，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国际金融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绿色金融源自西方国家早期绿色运动后萌生的环境金融，绿色金融实践最早可追溯到1974年联邦德国成立的“道德银行”（GLSBank）。进入21世纪以来，绿色金融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重视，正在成为国际金融合作的重要领域和核心议题。作为二十国集团（G20）中最早提出绿色金融议题的国家之一，我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推广，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绿色发展，有助于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有助于提升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助于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绿色金融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提升金融治理能力的支柱。绿色金融的高速发展进程牢牢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其发展内核不仅在于解决了应对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暖等挑战所需要的资金来源，更在于探索了一条超越西方传统金融发展模式的新路径。区别于西方金融以资本逐利为核心的逻辑，我国绿色金融强调金融的政治属性和公共属性，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协同发展。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完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的政策和市场影响力。 

 

（一）绿色金融的发展历程。在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我国绿色金融的十年发展历程，是一部从概念提出到体系建设、从鲜为人知到社会流行、从局部探索到全国推广、从国内实践到国际合作的成长史。这一过程既见证了我国金融业在应对环境和气候挑战方面的积极变革，也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金融体系的创新和发展。

 

    1.起步探索阶段：绿色金融理念诞生与政策破冰（2016年以前） 2014年11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支持下，绿色金融研究工作小组成立，标志着绿色金融正式进入国家金融体系的政策视野。2015年4月23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成立。2015年9月，“绿色金融”首次被纳入国家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绿色金融开始奠定政策框架，为未来市场机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同样在2014年11月，国内首家生态金融智库——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成立，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运营。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在过去十年来在绿色金融政策研究、国际合作、学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生态金融理论发展，助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为我国及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智库支持。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首个绿色金融硕士班课程。2016年是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关键一年，“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绿色金融”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等目标。

 

    2.体系建设阶段：政策深化与市场机制逐步完善（2017-2020） 经过了第一阶段的政策框架、理论构建和社会传播，自2017年起，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进入更为系统化的阶段，业态不断丰富、机制不断成熟。

（1）政策标准化体系：政策演进中的渐进调适与协同治理“自上而下”的政策引领是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特征。我国构建了由“顶层政策+专项政策+实施标准”组成的多层次政策体系，具有高位推动、渐进变迁和全面协同的典型特点。高位推动体现在绿色金融的政策制度建设从早期单一金融管理部门牵头，到多部门协作，再到国家战略驱动，打破碎片化治理与工具化治理下的短视困境，为绿色金融注入长期战略定力。渐进变迁表现为政策与标准谱系在广度、深度等多方面扩展：从绿色信贷、债券扩展至绿色保险、转型金融等；政策标准从战略性、方向性、定性引导，向市场激励、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定量核算等要求深化。全面协同表现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通过治理协同、标准协同、机制协同等发挥作用。 

（2）产品与市场体系：从基础供给到高效渗透中国绿色金融体系以绿色信贷市场为引领，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一是绿色信贷稳步增长。作为金融体系最主要的产品，我国绿色信贷余额近十年持续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约20%，规模居全球领先。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2.4万亿元，其中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三类贷款占比75%。绿色信贷资金投向从传统的可再生能源、清洁生产等领域，拓展至绿色建筑、绿色消费等。二是绿色债券表现突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之一，2016年以来累计发行规模超4.88万亿元。债券品种不断创新，发展出了"碳中和债券""蓝色债券"等多类贴标债券，带动资金多元化投放。三是绿色保险持续创新。2024年绿色保险保费收入达3331亿元，赔款支出2014亿元。保险产品从单一的环境污染责任险，逐步覆盖绿色产业全生命周期和多类型风险管理需求。 四是绿色/ESG基金加速发展。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绿色主题基金规模达937.17亿元，同比增长15.22%。基金投资策略日益精细化，从早期的环保、公用事业等泛主题，逐步向新能源、绿色制造、资源循环利用等细分产业链精准布局。

 

（3）环境信息披露：兼顾治理增效与市场赋能环境信息披露作为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机制之一，正逐步构建治理增效与市场赋能协同的体系。一是通过提升金融机构和企业两类主体的披露水平并促进其相互推动，实现治理增效。二是依托地方绿色金融系统、碳账户等技术平台，强化市场赋能。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采取“以点带面、全面推广”模式，覆盖范围从商业银行向证券、保险、基金等多类机构拓展，披露内容从定性政策描述深化至经营与投融资碳核算等定量信息，推动机构自身低碳转型。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构建了“嵌套框架、理念互补”的模式，建立ESG信息披露、可持续信息披露、气候信息披露等嵌套式披露框架，形成多维度披露体系，并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方式。同时我国披露标准立足国情并衔接国际，体现发展阶段特色。 

（4）激励约束机制：正向激励与评级约束相容中国正在建立多维动态的激励约束机制，弥补市场失灵，并引导微观主体探索建立内驱型发展模式。一是以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为代表的激励机制。截至2025年二季度，该工具已带动碳减排贷款超1.38万亿元。此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亦有力支持了行业转型，截至2024年末，该项再贷款余额达2073亿元。二是以机构评级为代表的约束机制。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绿色金融评价结果纳入金融机构评级体系；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进一步要求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全面纳入管理流程。 

（5）国际合作：从国际金融规则的参与者向共建者、引领者转变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是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的显著特征。中国形成了以政治共识、监管协同、技术落地为一体的立体式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框架：在政治共识与监管协同方面，深度参与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等机制；在技术落地方面，中英深化合作，中国、欧盟和新加坡共同编制IPSF《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等。同时，国内金融机构通过签署国际原则、发布联合倡议等方式深化国际合作。

 

2.高速增长阶段：政策深化与市场机制逐步完善（2021年至今） 2020年9月22日，我国正式提出力争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绿色金融成为实现能源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力量。2021年，在联合国的呼吁下，按照《巴黎协定》的要求，当年全球超过140个国家或地区制定或承诺了到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减排目标，全球可持续方面的融资活动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绿色金融的政策支持在这一阶段更加明确和精准。2021年10月，《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发布，提出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推进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设立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做好包括绿色金融在内的金融“五篇大文章”。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各类绿色金融工具的市场需求激增，推动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产品进入爆发式增长的新阶段。2024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7%，是2020年（11.95万亿元）的3倍以上，占全行业贷款余额的比例超过12%；2024年国内绿色债券市场稳步发展，发行绿色债券共计477只、规模达6814.32亿元，是2020年（2895亿元）的2.35倍，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领先地位；截至2025年5月23日，国内市场存续的ESG公募基金总数达669只（合并计算），总规模达8242.32亿元；碳市场建设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在碳金融领域迈出了重要步伐，截至2024年底，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6.3亿吨，累计成交额430.33亿元；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绿色金融的重要理念与国际合作实践也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入，开辟了对外绿色投融资的新航道。

 

（二）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1.政策支持‌。中国政府对绿色金融给予了大力支持。自2015年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承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以来，中国不断推出相关政策，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例如，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等金融工具得到了广泛应用，为环保和低碳技术领域提供了大量投资。

‌2.市场规模‌。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截至2024年6月底，中国境内市场贴标绿色债券累计发行3.74万亿元，存量规模2.04万亿元。此外，绿色贷款市场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国家开发银行等主流银行纷纷推出绿色贷款业务，支持环境友好型企业和项目。

‌3.产品创新‌。除了传统的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外，中国绿色金融领域还涌现出了许多创新产品。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联想控股旗下锦程国际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了1亿美元“蓝色”贷款，这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笔“蓝色”贷款，重点关注海洋和沿海保护以及增加清洁水资源的获取。此外，还有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租赁等丰富的金融产品，为投资者提供了多元化选择。

 

   四、绿色金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绿色金融内部结构不平衡。绿色信贷是我国绿色金融的主要形式，其他组成部分如股权融资占比明显偏低。单一依赖信贷资金，可能导致绿色项目在资金结构上较为脆弱，进而限制更多创新型和潜在风险较高的绿色项目的发展机会。股权融资占比偏低也反映出资本市场在绿色投资方面的参与度不够，这可能与绿色项目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和市场对这类项目风险的认知不足有关。

（二）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不完善。绿色金融标准，涉及许多重要概念的界定和度量，包括但不限于绿色产业、绿色企业或工厂、绿色项目或活动、绿色产品、ESG。它是识别绿色项目、引导资源流向绿色领域的基础。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不完善，一是指缺乏部分标准，导致个别绿色金融产品的构成混乱且不准确，如我国目前沪深两市各类绿色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可持续发展ETF、ESGETF的股票构成五花八门，甚至有的成分股跟绿色毫无关系，二是指国内不同机构之间或者国内外之间针对特定绿色标准存在差异。有关部门印发的关于绿色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产业、绿色信贷等绿色标准，在适用范围、项目分类、精细程度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我国2022年发布的《中国绿色债券原则》与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发布的《绿色债券原则》(GBP)、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发布的《气候债券标准》(CBS)也有差异。

（三）绿色金融人才储备不充分。我国金融领域的人才充裕但绿色金融方面的人才储备相对不足。从投资端来看，投资于哪些绿色企业或项目？以何种方式投资，购买股票、债券抑或其他绿色金融产品？从融资端来看，国内外对企业可持续信息披露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基于现有趋势研判，披露的主体从上市公司逐渐延伸到非上市公司，披露的方式从自愿到强制。因此，无论是稳健做好可持续投资，还是全面及时准确做好可持续披露，都需要大量专业的绿色金融人才。然而，国内绝大部分高校没有开设绿色金融或可持续发展类的专业必修课程，只有少数开设了相关选修课，人才储备远低于实践所需。

 

五、面临的新形势、机遇与挑战

（一）绿色金融体系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碳达峰目标攻坚与碳中和战略布局的重要交汇期。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内部需求与外部发展的新形势，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深层次要求，深刻把握“自然—经济”关系深化带来的复合型风险，有效利用数字技术重构基础设施的战略窗口，应对全球治理格局变化对绿色金融的影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新范式。 

（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新需求。一是在发展目标上需超越短期逻辑，立足服务长期结构性转型的宏观视野。当前绿色转型是涵盖能源、交通、工业等多维度的系统工程，但各领域转型进程存在显著梯度差。如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已超50%，而商用车仅为17.9%；可再生能源形成规模效应，资源循环技术却面临商业化瓶颈。在传统金融注重短期盈利的框架下，这种不均衡会引发三大问题：资本过度集中于成熟领域催生泡沫；薄弱环节融资受限形成阻滞；转型成本转嫁引发公平问题。破解之道在于绿色金融超越以短期财务回报为纲的配置逻辑，构建一个服务于长期战略转型的金融治理新范式。二是在机制上需创新定价范式，破解绿色溢价。绿色金融需实现从“成本内部化”向“价值发现”的跃迁。技术上，建立融合“环境效益—技术潜能—资本力量”的三维定价机制，将技术创新试错成本、转型负外部性等要素系统纳入估值框架，提供跨越技术成熟周期的关键资金支持。生态上，通过生态产权抵押、环境权益交易等机制，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的资产。通过对技术和生态正外部性的系统性定价，绿色金融将跃升为主动塑造和实现绿色内生价值的核心驱动力。  

（三）应对风险叠加新挑战：一是应对绿色技术迭代引发的资产重构风险。产业结构替代过程中，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正深刻冲击金融安全，前沿技术的工程瓶颈与成本困境大幅延长研发周期、增加投资回报不确定性；同时技术加速迭代导致传统资产搁浅。绿色金融需重塑资产估值逻辑。二是防控气候与自然风险的系统性传导。极端天气频发，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正在加速向经济金融活动传导。根据瑞再研究院发布的数据，2023年自然灾害造成全球2800亿美元损失。此类风险具有长期累积、跨域传染等特征，在我国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易通过信贷集中、抵押品贬值等渠道放大。亟须建立气候压力测试、自然资本核算等机制，阻断风险传导。三是治理市场结构性失衡风险。当前绿色资金过度集中于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新能源等领域，光伏、风电出现资金过热，既造成了银行间绿色项目可盈利性差的问题，又导致了绿色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现象，还易诱发资金空转等潜在风险。需通过产业穿透监测、转型金融工具等，引导资金有序流动，防范绿色泡沫与空转风险。 

 

（四）把握数字赋能新机遇。一是数字化驱动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升级。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可有效提升环境与碳数据获取便利性及质量，解决当前数据核查成本高、披露不及时等问题，为绿色金融的风险定价与政策评估奠定坚实基础。二是数字化显著提升产融协同效率。数字技术加速了电力、交通等行业绿色转型，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产业对绿色资金的吸引力。同时，数字化催生多类信息资产，提升市场配置效率。

（五）认清国际竞争新形势。一是中国应以“绿色金融创新引领者”角色推动全球公共议题解决。美国在可持续金融领域的系列“退群”行为，如退出《巴黎协定》、辞任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共同主席等，对可持续金融的全球影响力造成影响，叠加全球绿色标准不统一、绿色贸易壁垒等监管碎片化或政治化导致的绿色发展成本上升，影响全球增强可持续金融发展的决心。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为全球可持续金融市场带来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是中国需以“新兴经济体代表”身份，引领发展中国家构建公平包容的绿色解决方案。“全球南方”崛起正重塑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格局，金砖银行、亚投行等机构提供替代性融资渠道，《“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则重塑绿色资本流动。但新的全球治理框架形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对全球可持续金融合作带来新的挑战。机遇和挑战的不确定性，均将对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造成影响。

 

六、发展建议

（一）继续加强产品创新，优化绿色金融内部结构。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和丰富，除了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等传统产品之外，基于新型产品的绿色金融模式也不断涌现且进展良好，这些都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绿色生态办公区(EOD)模式、生态环保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模式和绿色资产支持证券（ABS）模式。

（二）不断夯实基础支撑，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继2022年我国印发金融行业标准《碳金融产品》之后，2025年又正式发布了两份重要文件，一份是首个绿色金融的国家标准《绿色金融术语》，另一份是《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该目录首次实现了绿色金融产品标准的统一。接下来要基于此制定内容全面、结构清晰、界定精准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不断优化绿色产业目录，对绿色企业、项目、资产、活动、产品等提出更科学合理的界定标准，例如考虑划分不同绿色等级的项目，精准引导资金投向绿色低碳领域。

（三）适时修订培养方案，增加绿色金融人才储备。增加人才储备需要从教育着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为此，有必要适时修订高校金融类人才培养方案，酌情增加开设绿色金融领域的专业必修课或通识课。

 

七、结语

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已从环境风险管理工具发展为统筹“自然—经济—社会”的治理范式。通过顶层驱动、渐进变迁与全面协同的制度路径，形成了市场服务不断增强、信息披露逐步提升、激励约束陆续完善与国际合作日益深化的良好局面。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已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面对“双碳”目标深化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重构，需在战略层面认识绿色金融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要素的价值，在实践层面通过存量制度优化与增量工具创新，构建适应复杂转型需求的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破解“环境—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贡献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的中国智慧（本文作者系中国绿色经济公众号陈玉荣）